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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古代官员与他们“身边人”的故事
 

   文章来源:新浪网   作者:

 

  在古代官场不乏一些廉洁官员以身作则、重视教育、严格管束“身边人”,甚至以一些制度来约束身边人的好典范。但是,古代历史上官员“身边人”的劣迹还是频出,必须有个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相对完善的制度,不容特权存在,才能制止歪风邪气,实现吏治的清明。  

  《杏园雅集图》记述了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及画家等十人在杨荣的杏园聚会之情景。

  中国古代各级官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,官员的优劣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吏治。同时,与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“身边人”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官员的廉洁公正,以及行政职能,甚至于存亡安危。

  一、历史上很多官员“身边人”常有劣迹

  所谓官员的“身边人”,它包括官员的直系亲属、官员信任的下属以及与官员有某种关联的其他人等,如远房亲属、师爷、朋友,甚至家中的僮仆、屯丁等。历史上,很多负面事件都与官员“身边人”有关。

  公元273年的一天,负责吴国首都治安秩序的司市中郎将陈声,抓获一个抢夺百姓财物的人,该人穿着讲究、态度傲慢,一问,才知道是皇妃的手下。光天化日在天子脚下公然抢劫,若不整肃一番,就太不像话了,于是,陈长官处决了抢劫犯。没想到“姬诉于吴主,吴主怒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十),吴主孙皓找了个由头,用热锯子把陈声的头给锯断了,尸首分离。

  梁武帝萧衍的侄儿临贺王萧正德“昵近小人”,纵容手下在吴郡“杀戮无辜,劫盗财物”,在江乘“夺人妻妾,略人子女”,他品德很差,还一度叛投北魏。对皇亲贵族一贯很包容的梁武帝曾经责问他:“难道你狼心不改,尽想干坏事、败坏国家大计才开心吗?”于是,把萧正德罢官、削爵,发配远方。但是,萧正德还没有到达发配地,武帝又赦免了他,还让他当官。侄儿根本就不领情,反而变本加厉,最后豢养了一帮死士勾结侯景于公元548年反叛梁朝,自称皇帝。梁武帝如此姑息皇族,换来的却是亡国的恶果。后来,萧正德也被“朋友”侯景杀害。

  明朝正统初年,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,“居家横暴,乡民甚苦之”。但是,对于这样的官二代,没人敢说话。一个在京为官的同乡叫王抑庵,回家休假时耳闻目睹了杨公子的行径,就把杨公子在家干的坏事都告诉了杨士奇。杨士奇很震惊,找了个机会回老家“考察”儿子。杨公子穿了廉价的鞋子和粗布衣裳,离开家门数百里外来迎接老父亲。杨士奇对自己儿子很满意,认为王抑庵是眼红自己的官运,别有用心,遂与他绝交了。后来,杨公子在老家干的坏事终被乡民们举报到了中央,杨公子被“处以重典”(《四友斋丛说》)

  顺治初年,“宣府巡抚李鉴以赤城道朱寿錅贪酷不法,将劾之。”(《清史列传》卷一)“问题官员”朱寿錅找到位高势大的亲王阿济格的亲信绰书泰,请亲王帮他写了条子打招呼,但是,李鉴迟迟不应。阿济格带兵经过宣府的时候,特地召见李鉴,要其释放朱寿錅,李鉴不同意。阿济格就派绰书泰同总兵刘芳名带兵去李鉴的衙门,“硬骨头”李鉴不仅没有释放朱寿錅,还把这事汇报了朝廷,朱寿錅、绰书泰均遭处决。阿济格在胜利班师后,不仅没有升官,反而降为郡王,罚银五千两,这件事即是宣布的罪状之一,众多原因导致阿济格最终被赐死、除爵。

  官员“身边人”做出不轨之事,这在历史上不胜枚举,甚至太监的“身边人”也祸害百姓,这在封建时代不是偶然事件。

  二、古代官员如何管束“身边人”

  古代也有严格管束“身边人”的好例子。汉明帝时期,“馆陶公主(光武帝的女儿,汉明帝的姐姐)为子求郎”,汉明帝不同意,他对大臣们说:“郎官上应列宿,出宰百里,苟非其人,则民受其殃,是以难之。”尚书阎章的妹妹是汉明帝的小老婆“贵人”,而且,阎章自身也很有能力,按照惯例应该晋升,但是“帝为后宫亲属,竟不用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四十五)。严格管束自己的亲属,不随意授予官职,史书对汉明帝的评价相当之高:“吏得其人,民乐其业,远近畏服,户口滋殖焉。”

  公元303年,晋朝荆州刺史刘弘推荐立过战功的皮初担任襄阳太守,朝廷认为皮初资望太浅,建议任命担任过东平太守的夏侯陟为襄阳太守。刘弘不同意,为什么?只有一个原因,夏侯陟是他的女婿。他对同僚以及部属说:“夫治一国者,宜以一国为心,必若亲姻然后可用,则荆州十郡,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!”更上奏朝廷:“陟姻亲,旧制不得相监;皮初之勋,宜见酬报。”朝廷只好听从。刘弘不重用自己的女婿,而是重用功臣,传为美谈。那时候的西晋已经大乱,但是荆州,因为刘弘“劝课农桑,宽刑省赋,公私给足,百姓爱悦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十五),成了一方乐土,许多难民都移民过来。

  唐文宗太和三年(829),朝廷一改奢靡之风,提倡节约简朴。一天,驸马韦处仁戴了条漂亮的夹罗头巾去见皇帝,皇帝老丈人对他说:“由于赞赏你家世代门第清高素雅,不尚虚华,所以才把公主嫁给你,这么豪华贵重的头巾,对你不适合啊!”(《续世说》)——驸马从此不敢再穿高档奢华的衣裳。

  宋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。向传范在宋仁宗时已经担任过地方长官,到宋神宗时期,枢密院要选其为郓州地方长官,谏官杨绘上奏:“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,不宜以后族为之”。——因为向传范是皇后的叔叔,杨绘认为从约束外戚的角度来看,不宜让他掌握太多的权力。有官员辩称说这不违反常规。宋神宗说:“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,可以止他日妄求者。”(宋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)任命向传范担任了重要性较低的潞州地方长官。

  明英宗时期的名臣王恕,“官至宫保,两袖清风,一尘不染”。家用常常捉襟见肘,王公子成天愁眉苦脸,王大人就悄悄对他说:“儿啊,你大可不必担心家里贫穷,我们家早就藏有很多的财宝,根本不需要揩公家的油!”公子听了后,将信将疑,王大人领公子绕到了屋后,指着一块地说:“此藏金所,有金一窖。”公子眼睛发亮。王大人领了他又绕到另一处说:“此藏银所,有银一窖。”王公子心满意足。王恕去世后,王公子去当年老爷子指的“金窖”“银窖”处挖宝,“向所指处掘之,皆空窖也”。

  明仁宗的张皇后全力扶助九岁的孙子正统皇帝登基,时时督促其勤奋学习管理国家的经验。值得一提的是,史书称张太后“遇外家严”,从不轻易给娘家人升官赏赐,不许他们搞特权,也不许他们接触国家政务大事,当时虽然皇太后权力极大,却没有出现历史上时有的外戚跋扈现象。

  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十二月,顺天府接了一起旗人四舒、华善等与房山县百姓争夺煤窑的案子,案情不复杂,错在旗人强势。但是,旗人后面的靠山是当时的康亲王,所以,在顺天府丞王维珍审案的公堂之上,王府办差的人根本就没把顺天府放在眼里,带领一帮人大闹公堂。顺天府不敢怠慢,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康熙皇帝。

  康熙指示立即把大闹公堂的几个旗人拘押了起来,并特别批示:“四舒等挟制官司,横肆诟詈,情殊可恶!再加严审治罪,其主一并察议。”办事大臣汇报康熙,这些人是康亲王的手下,意思是提醒皇帝可否高抬贵手。康熙不吃这套:“朕止论事之是非,不论其为何人也。”(《清史列传》卷一)皇帝的话说到这份上,于是,执法部门立即“特事特办”,结果把四舒、华善给处决了,王府其他涉案的办事人员以及管理煤窑的官员都受到相应的处罚,康亲王虽然不知情,也受到罚俸的经济处分。同时,对于不畏豪强、秉公办案的顺天府王府丞,记功一次。

  康亲王因为没有管束好身边人,使得身边人骄纵违法,因而受到重典严处,自身也受到了处分。而,康熙皇帝并没有因为康亲王是自己堂兄曲情庇护、纵容违法,堪称是个头脑清醒的皇帝。

 三、约束官员“身边人”是个系统工程

  身在官场,如何管束“身边人”,这是个系统工程,古代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范例。

  ()廉洁官员以身作则,成为身边人的表率

  历史上很多懂得“败由奢侈成由俭”道理的高官都以身作则,告诫子孙不能奢侈浪费,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北魏的司空长孙道生,一生清廉节俭,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件熊皮做的障泥,总是洗了再用,破了再缝,多少年都不换新的,亲属也都自觉厉行节约的家风。皇帝派人编写的歌词中说:“智如崔浩,廉若道生。”(《续世说》)——号召全国的干部都要学习崔浩的智慧,学习长孙道生的廉洁作风。

  卢承庆在唐高宗年间曾任宰相,博学有才干,临终时教育儿子:“我死后穿平常衣服就可以了,不要用牲畜祭奠,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可以了,不要搞那么高大宽广的。只用棺材,不要再弄个棺外椁,一定要简单;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,不要写许多漂亮话在上头。”这不仅对亲属们是很好的表率,在号称盛世、生活富足的贞观年间,这样的高级官员俭朴平实,不尚浮华,对于世风也是一种积极倡导。

  后唐名将李存审,凭着战功,官至宣武节度使,深受皇帝信任,他常对自己儿子们说:“我的家境贫寒,年轻时带剑从军,四十年来出生入死,历经艰难困苦才有今天的位置,你们看我全身上下被利箭射中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。”他边说还拿出箭头给儿子们看,以此来教育后代不要奢侈浪费,要积极进取,勇于吃苦。后来,他的儿子们都成为当时颇有作为的大臣。

  后周的大臣李昉在朝代更迭后,深得宋太祖、宋太宗的器重,原因是其人品好、为人忠厚朴实。他持家教育后代“家法尤严”,在经济上实行平均配给制,要求在京城当官的子孙,所得薪俸不许私自动用,连同老家庄田的收入一起存放入家族的库房里,再向家族各房平均分配生活津贴。在李昉的管束下,家族团结和睦,深得时人称颂。

  ()古代官员对“身边人”的教育抓得很严

  古代有见识的官员平时就很注重对身边亲属的教育。李晟是唐德宗时期的大将,被称为“万人敌”,虽然行伍出身,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。一次,李晟做寿,其女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。酒宴中,侍女来汇报说她的婆婆生病了,她自己不回去只是敷衍地派了个人回家照料。李晟知道了,很生气,教育女儿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。女儿听从父亲的训教,连忙收拾行装赶回去照料婆婆去了。随后,李晟还亲自到女儿家去看望亲家,表达了歉意。李晟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官员,他家的家风也非常好,因其曾被封为西平郡王,所以,其家法也被时人称为“西平礼法”,成为历代家教的表率。

  此外,在唐朝还出了个以治家严谨闻名的“柳氏家法”。“初公绰理家甚严,子弟光禀诫训,言家法者,世称柳氏。”(《旧唐书》)柳公绰对子女们也要求十分严格,经常教育子侄辈们要勤俭节约、尊敬长辈,同时还要求他们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,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。在严谨家风的熏陶下,柳公绰的孙子柳玭写下了《诫子弟书》和《柳氏序训》,以此教育柳家后代。唐代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、其子柳仲郢、其孙柳璧、柳玭等皆至高官,一门显贵。

  众所周知的“包青天”包拯,也极其重视对子孙的品德教育,常说:“廉者,民之表也;贪者,民之贼也。”包拯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,镶在家中墙壁上:“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,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,非吾子孙。”三十七字,真可谓言之谆谆,用心良苦。古代官员在外做官,常与家人分隔两地,“家信”成为官员教育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方式。

  明神宗时的“宰相”沈鲤在京为官,经常写信约束在商丘老家的亲属:在出行上,不许儿子“出入公门,招惹是非”,“拜客只可骑马,不可乘车”;在产业上,要求自家减少田亩,不要多积财货,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,“使身终之日,留下争端,自取辱名”;在衣着上,要求家人子弟“衣服勿太华美,器用宁可欠缺”。他还经常写信提醒亲属“秋夏粮及早上纳,多加与些火耗,各庄上人,常约束他,莫要生事”(清王士祯《池北偶谈》)。他不仅要求家人要遵纪守法,还要做善事:每年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,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、孤寡者,经常接济等等。沈鲤为人正直,为官清正,被推崇为一代贤相。

  清朝雍、乾时期的陈宏谋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,曾写过一副对联:“惜食惜衣岂为惜财原惜福,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。”(清代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)以之教育家人要珍惜劳动所得,不要铺张浪费,要自力更生地创造财富。

  ()历史上很多高官要求子孙必须认真读书

  读书历来受到古代士大夫的推崇。明代王洪洲在其家训中说:“子孙才分有限,无如之何。然不可不使读书。贫则训蒙以给衣食,但书种不绝可矣。”可见,在士大夫们眼中,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。顺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清标教育子弟“家法醇谨”,要求子弟们即使是走路的姿势、进退的方式都必须符合礼仪。而且,除了当时视为正规学问的理学著作和有关经世济民的书籍之外,小说、野史之类的杂书一律不许阅读。

  晚清名臣曾国藩非常重视对于儿孙辈们的教育。这在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,他写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的信中即可见一斑,信中写道: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,余不愿为大官,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勤俭自持,习劳习苦,可以处乐,可以处约。此君子也。”(《曾国藩家书》)教育儿子要成为君子,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。后又谆谆教诲:“凡仕宦之家,由俭入奢易,由奢返俭难。”这些是讲道理。而后,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:“尔年尚幼,切不可贪爱奢华,不可惯习懒惰……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,早晨要早起……尔宜举止端庄,言不妄发,则入德之基也。”通观曾国藩的一生,他的言传身教对于此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,以及可持续发展都打下了扎实基础,值得今人反省、借鉴。

  古代,理想人生模式是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其中,“修身”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,“齐家”是家庭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。官员的一言一行,对国家、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正因如此,官员的教子之道便会成为人们教育子女的重要参考模式。

  ()古代也出台一些官方措施约束官员“身边人”

  管束官员“身边人”关乎国家吏治,深为历史上的明君所重视,尤其以明太祖较突出。明朝开国初年,很多功臣家的僮仆倚仗主人的权势,横行霸道,朱元璋知道了,他召集徐达等人说道:“尔等从我,起身艰难,虽成此功,非旦夕所致。比闻尔等所畜家僮,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,此不可不治也。小人无忌,不早惩治之,他日或生衅隙,岂不为其所累?如治病,当急去其根,若隐忍姑息,终为身害。”(《典故纪闻》卷一)朱元璋认为要治理功勋大臣家僮的劣迹,必须“急去其根”,实际上,朱元璋是要警诫大臣们,杀鸡儆猴。

  洪武九年(1376)秋八月,朝廷下发文件:“凡在官者,其族属有丽于法,听其解职归乡里。”(《戒庵老人漫笔》卷一)意思是,现任官员,只要本族亲属中有违法犯罪的事情,那么,该官员必须自动辞职回家。作为一种官方制度,这对于防止官员亲属倚仗官势违法犯罪是有一定的裨益,但是,这种形同“连坐法”的预防措施也有很多弊端,当时,即有官员在千里之外,好好为官,且颇有政声,但却因为老家本族有人违犯了法律,而被解职回家的。

  朱元璋还对自己“身边人”宦官定了很多规矩,不许宦官干预朝政,立了块三尺高的铁牌在宫中,上面刻着一行字: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,预者斩。”在当时,“有内使以久事内廷,从容言及政事者,太祖即日斥遣还乡,命终身不齿。”并且告谕群臣:“自古贤明之君,凡有谋焉,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,而断之于己,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。”(《典故纪闻》卷三)虽然,在古代官场不乏一些廉洁官员以身作则、重视教育、严格管束“身边人”,甚至以一些制度来约束身边人的好典范。但是,古代历史上官员“身边人”的劣迹还是频出,必须有个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相对完善的制度,不容特权存在,才能制止歪风邪气,实现吏治的清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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