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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风智见:大明1572 河运、海运与国家命运
 

   文章来源:凯风文化  

  隆庆六年(1572)三月,被誉为明清漕运集散地的淮安,一批由官军、水手、柁工等人组成的运军,正准备用船将从扬州、淮安、凤阳三府征集到的12万石漕粮,沿着海道送至天津,供给京师。十八日,三百余艘海船浩浩荡荡驶离淮安,经过短短两个多月的航行,就陆续抵达,漕粮、运军皆无所失。

  在今人看来,这或许只是一次平常的海上物资运输。但对明人而言,却是将漕粮运输采用河(大运河)运还是海运的争论,再次摆在了统治者面前。当时的人并不知道,1572年的选择,竟关乎国家的命运。

  明初:海运的消亡

  唐宋以来,国家经济重心逐渐南移,出现了与政治中心剥离的态势。此种剥离对京师的最大影响在于物资汲取变得困难,非长途转运不能实现充足的补给。元明清三代皆定鼎北京,都面临此种情形。元代采取了便宜的海运方式,并未造成物资转输的巨大困扰。明初短暂定都南京,利用长江水运便可便捷地获取物资。此外,还利用海运对辽东等地进行军事补给。

  在辽东屯田逐步实现自给后,便于洪武三十一年(1398)停止了海运。建文朝史料阙如,难以确考。永乐迁都北京,并多次对蒙古用兵,急需大量物资,所以并未执行太祖停止海运的旨意,而是以海陆兼运的方式实现粮草补给。伴随着会通河的疏浚以及清江浦的开凿,贯通南北的运河逐渐成型,永乐十三年(1415),明代正式废止海运,专行河运。

  海运的再次成功与断送

  但自明中叶始,运河却经常遭受黄河侵扰,漕粮漂失、运道阻塞成为家常便饭。虽然历朝皆有大臣疏请恢复海运,但每有倡议,都因反对激烈未能付诸实践,主要理由是海洋变幻莫测,危险性高。嘉靖隆庆间,因黄河治理屡不见效、运道受阻严重,才在漕运总督王宗沐、大学士高拱等人的推动下,出现了文初的海运场景。

  此次海运属于试运,所以装载漕粮远少于明朝年例的400万石,但它的成功却是在明代海运停止一百五十多年后,再次用实践证明了海运的优势与可行性。第二年万历元年(1573)再行海运,不意途中粮船倾覆,沉溺漕粮千石。虽然损失不大,却遭致群臣激烈反对,最终断送了改行海运的可能。

  技术手段与利益集团的博弈

  海运的成本低于河运,且运时较短,对明人而言,是不争的事实。就安全性来说,河运也经常出现舟覆人溺的情形,并不胜于海运。两相比较,海运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,似乎没有采行河运之必要。但最终,明朝却未能改行海运,其中缘由何在?

  在这里我们无法对他的研究详细铺陈,但有一点,不行海运,绝不仅是出于海洋运输的高风险,而是因为河运的开展已经造就了既得利益集团,如沿运河城市的商业利益、河道官员自身政治地位的维护等等,改变运输方式意味着改变权利受益方,自然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博弈。

  考虑到平衡各方利益、保持政局平稳,明朝决策者最终维持现状,依旧选用耗费较高的河运。海运试行,遂如昙花一现。由此可见,任何一项政策的采纳与施行,并非仅仅考量其合理性与可行性,还需放到复杂的政治运作中进行权衡,兼顾到各方的利益。

  皇帝的“鸵鸟政策”与帝国命运的拐点

  明朝自永乐十三年始,放弃了海运政策。而此间试行海运的努力,未能让海运成为漕粮运输方式,常令后人唏嘘慨叹。

  河运费时、费财、费力不说,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海洋军事的发展。明初的海运船队具备海上军事防御能力,负责巡捕倭寇、海盗,可以说就是一支海军部队。永乐时,明代海军更是发展至巅峰,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和军事作为(如剿灭旧港聚集的大量海盗)即是明证。

  李约瑟就认为“1420年前后,明代海军处于全盛时期,比之其他任何亚洲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海军都要强大得多,而且当时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(甚至所有欧洲国家的全部海军)能够与之匹敌”(李约瑟:《中国科学技术史·第四卷第三分册·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》,科学出版社,2008年,第535页)。但在此后,明朝的海军力量却一落千丈,海船制造技术也逐渐衰退,船只渐趋小型化。(席龙飞:《中国造船史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275页)。

  海军实力的衰败,与明朝放弃海运不无关联。而自大航海时代始,海军力量对于国家竞争力而言,备显重要。海运既能保证漕粮运输、货物流通,又可维持一支长效的海军部队,对周边海域形成威慑,所谓“再行海运,……内可以廓清洋盗,外可以镇压诸彝;上可以飞輓漕粮,下可以流通百货”。此外,海运的举行亦可让国家保持对海洋的灵敏嗅觉与熟识度,扩展海洋视野。明清情势虽有不同,却也依旧沿用河运。

  如果明清两代皆因海运保持一支庞大的海军队伍,在明清四百多年(14151840)的时间里,于海船制造、海洋防御、海洋打击能力等方面势必有所提升,对海洋的关注和认知亦会不同。如此,何至于在西方列强的海上军事打击下溃败不堪、惊恐惶惑?又焉知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不会改写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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