邪教为什么不能归于宗教范畴？甚至它连准宗教的资格都不够？这主要是由于邪教信仰有三个显著区别于宗教信仰的特征： 　　一是邪教信仰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，往往把不信它那一套歪理邪说的人们污蔑为“魔”，甚至把国家领导人说成是“魔头”。而正统宗教则提倡与人为善，慈悲为怀，不谤“国主”，如佛教宣传的“善”、基督教提倡“忍耐”。 　　二是邪教信仰给人们制造了许多精神枷锁，不断地制造世界末日的恐慌。而正统宗教则有超脱精神痛苦的功能。 　　三是邪教信仰无一例外地制造对现世教主的精神崇拜，以实现对信众随心所欲的精神控制。而正统的宗教则是对往世的教主崇拜，其宗教信条没有现实的针对性。 　　邪教的这三个特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，但对现实社会最具伤害力的则是第三条，即现实的教主崇拜，这也是邪教最典型的特征，如日本“奥姆真理教”的麻原彰晃、美国“人民圣殿教”的吉姆?琼斯、中国法轮功的李洪志等。这些现世的教主为了满足其贪欲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人间悲剧。 　　现世的教主通过对信众一遍又一遍洗脑，让他们深信自己就是以肉身形式下凡的“神”，从而实施对信众的精神控制。 　　现以法轮功为例，分析邪教教主崇拜的社会原因。 　　首先，封建迷信使邪教的造神运动有机可乘。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，迷信思想在中国社会颇有市场，并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，虽然整体社会经济稳步发展，但贫富不均在现象也导致了部分民众心理失衡，进而迷信神灵，盲信命运。这就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有机可乘，加上中国社会历来就有“造神运动”的传统。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，法轮功教主李洪志就开始粉墨登场。他首先篡改了自己的生日，使自己的生日与释迦牟尼的生日吻合；再接着鼓吹自己比释迦牟尼还要厉害，能推迟地球爆炸等，在制造世界末日的恐慌时，以宇宙中最大的神自居，他认为牛皮吹得越大就越有人相信。 　　其次，社会上的媒体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对“特异功能”和“伪气功”的鼓吹，直接成为邪教滋生的温床。这些荒谬至极的反科学的怪诞事件，竟然传播得如此之快、之广，还有那么多人相信。这就直接刺激了李洪志，于是就虚构了“击掌治罗锅（驼背）”之类的怪事，以此来证明自己的“神功”。 　　再次，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，这就直接影响到一些人安全需要。而现世的邪教教主的迷信崇拜，可以使心理脆弱的人获得“消灾祛病”的安全感。 　　上面所提到的客观社会原因并不一定会导致对邪教的教主崇拜，这里还有当事人主观的心理因素。发生邪教教主崇拜的心理因素有哪些呢？ 　　首先，对邪教教主顶礼膜拜的信众，一般都具有偏执型和依赖型的人格特质。例如，崇拜法轮功教主李洪志的信众，往往都有“心理洁癖”，强求事物尽善尽美，非黑即白，以偏概全，极端固执，钻牛角尖，思维绝对化；同时这些人又极易受李洪志的暗示，人格上完全与李洪志捆绑在一起，把对李洪志的崇拜看成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，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。 　　其次，邪教教主崇拜者的思维方式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极易被邪教教主洗脑。自我中心有两个显著特征：一是主客体不分，往往把自己的想法和真实发生的情景混淆起来；另一是不能换位思考，因而也就不能与生活中的交往对象进行有效沟通。这种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使邪教教主崇拜者陷入想入非非、自我封闭的境地，使他怪异的想法得不到客观的验证。 　　例如，有位30岁左右的女信徒，她坚信李洪志是神。当我们问她，李洪志既然是神，那肯定刀枪不入，且能遁形，那为什么他不敢回国与你们这些信众见面呢？如此简单的问题，竟然使她困惑不已。 　　再次，这些邪教教主崇拜者的负面情绪比较多，如恐慌、焦虑、烦恼、怨恨等，他们需要把精神寄托在自诩无比强大的邪教教主身上，通过这种认同感来摆脱精神痛苦。 　　崇拜邪教教主的信徒逐渐失去正常思维能力及健全的人格，最后殃及家庭、社会，那么如何防范这种现象的发生呢？ 　　首先，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，让“人民群众创造历史”的观念深入人心。思想阵地“人民群众”不去占领，“神仙皇帝”必然要去占领。 　　其次，在全社会培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，让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参照系，成为邪教的照妖镜。注重青少年的邪教防范教育，从小培养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，是防范邪教教主崇拜的治本之道。 　　再次，关爱社会弱势群体，充分地重视民生问题，避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，提倡社会的公平与正义，使人们心理不平衡的外部因素最大限度地得以消解。 　　总之，防范邪教教主崇拜是治理邪教的最为关键的核心工作。